残忍的女囚

弥勒 · 发表于 2024-4-28 16:40:03

我当时认为很有可能会获得正式的任命，于是在部队的防区内努力地工作起来。事情发生时我正好就在上岭。

上岭镇距离省城四十多公里，是从省城开出的火车停靠的第一个车站，也是一个农产品集散的内河码头。这里是23联队布防的重点。

一个白左机关的中国特务把电话打到了联队的值班室，他结结巴巴地请求皇军支援。他说他正在上岭执行秘密任务，现在在江岸旅社的大门口。

少尉野山带了两个人换上便衣找到了他，那个干瘦的家伙已经被吓坏了。据说他奉命从邻省跟踪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组织联络员的年轻女人回省城，按照情报，联络员应该把一部电台带回省城，白左机关也按照这样的判断在省里作了准备。但是没人想到那姑娘突然在上岭下了车。

大半天时间里白左的人一直浑身流着冷汗在小镇上拼命地盯着那个女孩，几乎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再说镇里屈指可数的几部民用电话也跟本打不通省城。直到他确认跟踪对象住进了旅社，才发疯似的狂奔到火车站用电话找到了驻扎在当地的日军部队。军队的宪兵并不喜欢装腔作势的白左机关。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通过军队的通讯系统向队部作了报告。
那个中国人坐在江岸旅社对面的一家破烂的饭馆里不停地嘟囔着：“我肯定被她看见了，我肯定被她看见了。”看着他那一身在上岭这样的小镇里显得十分可笑的黑色衣裤和那顶礼帽，野山不得不完全同意他的判断。

就在这时他们的目标走出了江岸旅社的大门。她手里提着一口看起来很重的皮箱，沿着镇中唯一的大路往前走了两百多米。迎面开来一辆23联队的卡车，姑娘挥手，车停了下来。爬出一个白净的学生似的小子，笑得象一朵花。

姑娘给司机看一张纸条，这使得后者放声大笑起来。“上车的，上车的，”他一连串地说。远远跟在后面的两个便衣宪兵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十秒钟的寂静。更远一些的小饭店里冲出一个穿中式褂子的家伙，手里挥舞着一枝手枪。他用日语大声喊叫道：“不准开车，抓住她！”当三个人：两个宪兵和一个中国特务把姑娘按在汽车边上搜查她的身体时野山从地上拣起了那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请带我去城外找厕所。”我们首先盘问了白左的那个小子。白左机关认为那姑娘隶属于某个的军队情报组织，是负责运送物品和情报的联络员。她的公开工作是省城XX高等国民学校的教师，名字叫陈惠芹。

那个中国人只知道这么多。

在犹豫了大约十分钟后我下令回省城，把姑娘带回我们的队部。

第一天省城的宪兵分队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占了一个不小的院子，据说原来的主人是一个隐居的中国军官。我们在前面建造了一排临时拘留犯人的砖房，正房供分队的人员使用。后院靠墙原来可能是佣人住的几间房间作为讯问室。院子隔壁住着一队配合我们行动的中国警察。

我带了两个宪兵直接去后院，同时让中川少尉去提一个年青些的女犯到询问室隔壁的所谓“二号室”，“挂起来让她叫两声”。这是准备在审问女联络员时对她进行恐吓用的。

那个年青姑娘被带了进来。我让她坐下后盯着她看了大约三分钟。野山他们在上岭拘捕她时就给她戴上了手铐，她把上了手铐的双手平放在腿上，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

她算不上是美人。虽然是蛋形的脸，淡淡的眉毛和细细的眼睛都象是画在脸上的几条细线。鼻梁窄，鼻子有点尖。不过她的皮肤白晰，脖子和手臂也很长。

我从最一般的问题开始。叫什么名字，几岁，哪里人，干什么的，家里有什么人等等。她平静地一一回答，并且说的都是真实的情况。叫陈惠芹，二十三岁，在XX国民高等学校教书，等等。

有趣的是她说这两天到邻省去转了这样一个圈子是因为在学校里跟上司吵架，赌气请了假随便找个地方待几天。这是设计好的答案。因为探亲访友需要提供真实存在的人名和地址，会不得不说出更多的能够被查证的东西。

最后我说：“好啦，好啦，你把发报机弄到那里去了。说出来，我们大家就都不用浪费时间了。”宪兵们已经拆散了她带的那个皮箱，里面既没有发报机，也没有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她假装吃了一惊。“什么发报机，我怎么会有发报机？”我停下来继续盯着她。安静中从隔壁传来女人的惨叫。

我劝说了她一阵。结结巴巴地说了些皇军是来帮助支那人的，她还很年青，不要为某国的白种人卖命之类的讨厌话。我能说一些中国话，但是很不熟练。陈惠芹很天真地眯缝着她的细眼睛看着我。

我冷笑起来，用日语说：“我的时间不多，打扰了。”对一直立正站在旁边的宪兵挥了挥手。他们上前抓住她旗袍的门襟轻松地往一边撕开，给她打开铐在身前的双手，顺带着把她的手臂反拧到身体背后。再把她向下按跪到椅子前面的地板上，踢飞了她脚上的布鞋。转眼之间她身上的衣服连同内衣全都被从身后撕扯下来扔到了屋角里。

训练有素的宪兵把半裸的姑娘扔回椅子，给她反剪在背后的手腕咔嗒一声重新锁上手铐。两人转到她身前蹲下，用废电线把她的脚腕分别捆在椅子的两条前腿上，顺手拉掉她仍然穿着的白布袜。他们用一把折刀割裂她身上仅剩的内裤，从她的臀下把碎布片抽出来。

女孩并没有十分地挣扎，也没有说什么别碰我，让我自己来脱之类的蠢话。
我转开脸看着墙上挂的字画发呆。两个宪兵之一，矮胖的中川少尉向被迫赤裸裸地分开腿坐着的年轻姑娘俯下身去。他用一只手玩弄着她的一个乳头，另一只手从上到下抚摸着她的身体，最后停在姑娘的两腿之间翻来覆去地摆弄着，中间姑娘几乎是惊讶地啊了一声。中川从里面抽出沾湿的中指举起来，上面有不多的一点淡红色血迹。中川停了两秒钟，随即大笑起来。他把手给姑娘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说出来，发报机，哪里？支那女人，皇军大大地爱护。”陈惠芹在开始时用不太大的声音骂了几遍“畜牲”，现在闭上眼睛把脸转向一侧。不过从两颊到原来白净的脖子都变成了鲜艳的桃红色。

和一般中国人的想象不太一样的是，驻守在较大些城市中的大多数宪兵并不经常强奸女犯人。他们的津贴可以保证他们在中国的城市里享受到十分不错的生活。在需要时他们可以去很好的娱乐场所寻找日本女人。也有人找了中国人并且为她在城里租了房子。客观地说，搂抱涂脂抹粉的日本女人比趴在那些肮脏的女囚犯身上要有趣得多。当然，前线的野战部队在进入敌对地区时军纪的混乱是任人皆知的。

有时为了打乱审讯对象的心理，也会命令部下在询问室里进行强奸，但是大多数时候宪兵们并不是十分情愿的。因此更多地是让协助我们行动的中国的警备队来干。
我注意到被带进来的陈惠芹转开脸躲避着酷刑场面，不过她并没有因此变得合作一些。我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下令说：“开始干吧。”宪兵把她推浑身散发着焦臭味的女学生旁边，用另一个垂下的钩子钩住她的手铐把她双脚离开地面悬吊来，然后挥舞军用皮带狠抽她的身体。打了大约四十多下我叫停。把她从上面放下来，她用手臂支撑着上身坐在下，急促地喘息着。白晰的皮肤表面高高地鼓起了一条一条的青紫色伤痕。原来整整齐齐的短发被汗水零乱地沾在额头和脸颊上。

开头的这场鞭打和前面剥去女犯的衣服一样是为了震摄讯问对象的决心，使她认识到这里有着完全不同的行事规则，进而怀疑自己事先积蓄的意志力是否足够。

宪兵把女人按跪到地上，把她的两手换到身前，往她的手指缝里挨个夹进粗大的方竹筷。两个粗壮的家伙握着筷子的两头，表情冷漠地用劲压紧。一瞬间女人受刑的右手上四个手指笔直地张开大大地伸展在空中，而她跪在后的身体却象是被抽掉了骨头那样瘫软到地板上扭摆着。她在狂乱中本能地往回用力抽自己的手，宪兵们抓住手铐把她的手拉到合适的高度，重新开始狠夹她的下两个手指。以后再换上她的左手。

“好姑娘，想起来没有？东西要送到哪里去？”她侧身躺在地下，一对细眼睛呆呆地盯着我看了半天，一声不吭。中川拿来一块厚木板压在她的踝骨上，把穿着军靴的脚重重地踩上去。姑娘痛苦地“哎哟”了一声，中川抬起脚一下一下地跺着，终于使她一连声地惨叫起来。这是用刑以后她第一次忍不住喊痛。

中川在她脚边蹲下摸索着姑娘已经皮破血流的脚踝，大概是想看看骨头有没有碎。但是接着他却握住姑娘的一只脚打量了起来。女孩的脚背高而窄，足趾因为细长显得柔弱无力。中川带着“确实值得一试啊”那样的神情捡起扔在地上的筷子夹进她的足趾间，直接用手使劲压着。

把她拖起来仰天捆上了那张铁床。在脚那一头垫进几块砖头使她的头部低一些，用湿毛巾堵住她的鼻子。这样她为了呼吸不得不张开嘴。中川便把冷水不停地往她的嘴里倒下去。她又咳又呛地在水柱下面挣扎着，中川是老手，一会儿功夫就把她的肚子灌得大大地挺了起来。
解下来放到地上猛踩她的肚子。她软弱无力地试着把中川的皮鞋从自己的肚子上推开，那当然是毫无用处的。水从她的嘴里、鼻孔里和肛门中一股一股地涌出来。弄得她满脸满身都是水淋淋的，地面上也变得又湿又滑。我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两个宪兵已经让到一边，留下她一个人躺在那里全身抽搐着没完没了地呕吐。这时她吐出来的已经是小口小口淡红色的血水了。就在地上按住她又给她灌了差不多一铅桶水。看着纤细的女人把铐在一起的双手捂在圆滚滚的大肚子上可怜地扭动身体努力避开皮靴的踩踏，那种地狱般的情景是每个人都要同情的吧。不过我刚才接的电话是队里打来的，中佐的怒吼声现在还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会还有多少耐心。

我向地上的女人弯下腰去抓住她湿漉漉的头发。这时的陈惠芹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那样一本正经的教师模样。她脸色惨白，半张着的嘴里满是清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干呕使她全身颤抖得象风中的树叶一样。

“求、求求你们－－－别再灌了－－－我－－－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是那样吗？”我阴沉地笑起来。虽然她仍然在否认，不过看来已经快要垮掉了。“开导开导她。”我对会说中国话的野山说。

野山这个战前在中国开布店的商人很得意地显示他会熟练地运用中国北方的卷舌口音。他蹲在女人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了半天，大意是从来没有人在宪兵队能熬过三天还不开口说话的。我们对她做的还仅仅只是个开头而已。我们将要如何如何，对女人还可以如何如何。她轻声说“你们杀了我吧。”于是野山向她解释我们决不会简单地杀掉她，相反我们要让她一直活着经受无穷无尽的痛苦，我们甚至会让医生给她治疗，直到她不得不把我们想要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告诉我们。当然在那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好了。我们会放了她，会给她钱，给她在别的什么地方找个事情做。

这当然是谎言。被确认了抗日分子身份的人，无论他供认与否，极少有能够被释放的。象陈惠芹这样具有情报背景的对象在她全部坦白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处决，或者会长期关押起来，准备以后还可能有什么用。不过这并不是眼前的问题。眼下的问题是我注意到在野山的喋喋不休之下那姑娘闭着眼睛根本没有什么反应，我意识到她只是狡猾地利用这个机会休息。

大家重新忙乱地活动起来。手摇发电机也被拖了出来。把发电机引出线的铜丝绕在姑娘的两个乳头上猛力地摇着摇柄，电流把她捆紧的裸体打得象落在河岸上的鱼一样上下乱跳。她昏死过去便用烟把她熏醒再干。

等她第二次苏醒过来后他们解开其中一个线头缠在一根铜棒上，把铜棒插进女人的下体深处。

那个新兵躲在一边机械地摇动发电机。姑娘惊吓般地大大张开嘴巴，一开一合地挣扎了近十秒钟才叫出声来，那种恐怖怪异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完全不象是从人的嘴里能发出来的。

不过在当时我们丝毫也不在意，在二号室里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盯着她的胸脯和乳房可以清楚地看到汗珠一颗一颗地从皮肤下面冒出来，在那里停留几钟，变得象一粒黄豆那样大小，然后就突然地滚落到身体下面去。随着摇动发电机的节奏，一股黄色的尿液时急时缓地从她的身体下部流淌出来，很快地在地面上积起了一滩水。

她的眼睛恐怕从生出来起就没有瞪得那么圆过。见她的黑眼珠往上翻过去我们便停一会儿等她恢复些再遥就这样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多钟，居然还是没有结果。女人的嘴边涂满了带血的口涎，嗓子已经完全叫哑了。估计这样下去她可能会经受不住而死掉，于是我决定暂时停止。把满脸都是眼泪和汗水的姑娘扶起来喂了点盐开水。

“让她休息三个小时，给她吃点东西。”我对中川说：“十一点钟，找几个人来陪她，她一个人躺在这里不冷清吗？”我补充了一句：“不要叫中国人。明白吗？” “明白。”这整件事必须完全地保守秘密，对中国的警备队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只好依靠中川他们了。

现在对于是否要让中川继续干下去我就有些犹豫不决，有些女性被奸污后会完全放弃抵抗，象失去了支柱似的问一句回答一句，但也有可能变得完全一言不发。从陈惠芹被侮辱到现在的反应我判断不出她会是那一种情况。我站起来制止了中川。

还是不肯老实地说吗？那样的话他们会象公猪一样爬到你的肚子上来，你想试试看一个晚上能招待多少头猪吗？三十，四十？”她害怕了，软弱地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守法的良民。”我向她逼近过去，这才第一次仔细地审视她的裸体。和大多数黄种女人一样，她的胸脯上鼓起着两个不大的半球形乳房，几乎象是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少女，乳头和乳晕细致得就象蔷薇花瓣。不过她的双腿和她的脖颈与手臂一样，纤细修长，看起来很引人注意。

“说！东西在那里？要送到哪里去？”站在她身前一步远的地方，我突然大声地吼道。

“我是教师，没有要送什么东西。”

“混蛋，自找麻烦的母猪。”我装做怒气冲冲地冲出门去，一边对宪兵说：“带到隔壁去。”

二号室里野山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对赤条条地挂在屋子一头的那个年轻姑娘还有印象。他们中学的老师被人密告有反日言论，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野山少尉便去把那个教师连同他读书会的学生全部抓进了宪兵队。教师被揍得半死后判了十年徒刑，送到哪座矿山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去了。有些学生被人保了出去，剩下运气不好的既没有判刑也没有释放，就一直关在宪兵队里。有时就象今天这样被用来当作恐吓的材料。

为了制造效果，野山把她反绑上双手用一个大铁钩从颌下钩穿她的下巴挂在天花板上垂下的铁链上，让她的双脚只有脚趾着地。弄得她嘴巴里、脖子上乱七八糟的到处是血。她凄惨地往后仰着头，下巴尖奇怪地成了整个人的最高点。一个新兵坐在她身前守着一个中国北方居民家中常用的小煤炉，等上一阵便抽出一根烧红的铁条按到女学生身上。女学生全身象鱼似的一扭，因为嘴中插着钩子不太喊叫得出来，她每次只是从嗓子深处发出一声惨痛不堪的呜咽。
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遭受虐待最为酷烈的地方，那上面的创伤，即使是在她被捕后的开头几天留下的，都几乎没有机会愈合过，总是刚刚覆上一层薄痂便又被残忍地再一次撕裂或烤焦。同样地，在它们下面的两肋，不只是一根根的肋骨历历可数地凸起在枯瘦的躯体上，由于的确被敲碎的玻璃瓶在上面划过，那里绽开的表皮和凝结的血块下，惨白的骨胳根本就暴露在外。
　　她的两只手一共少了三个半手指，左手的中指是从中间的关节被砍断的，右手被硬折断了一个小指，留着其它的指头据说是为了可以写供词，不过到现在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前面看不到她被反绑在身后的双手，但是跟她下面那双也缺了好几个足趾的赤脚一样，它们都溃烂得十分厉害，已经到了连肢体原来的形状都难以辨认的程度，差不多只是四块紫黑色的肉团而已。
　　因为几十天来一直被迫长期地站在地下，女人的大小腿都浮肿得很利害，脚腕处的肉很高地鼓起来把脚镣的铁箍包裹在中间，在腿的内侧从大腿根处开始干结着几条一直向下延伸到脚边的深颜色的水迹，从她体内断续地流淌出浑浊的液体已经有许多天了。
　　她像病弱的家禽那样半闭着眼睛，偶尔吃力地咳嗽几声，困难地把带血的粘液从唇缝间往外推出来，她的肺里大概也已经积了不少水。我认为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在她身前站了那么久，于是把手中的电筒掉过头来，重重地捅着她心口下方柔软的上腹部。
　　她把眼睛睁开了一些，渐渐地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脸上。
　　“小姑娘，你很不听话，皇军很不高兴，皇军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今晚是你的最后一夜了，好好地想一想。我会叫他们给你打开这些铁链，让你稍微地轻松一下，好好想一想吧！”
　　应该说她的表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可以感觉到有一片几乎是快乐的光辉掠过了她的脸。
　　我讨厌这种感觉，我用很慢的语调威胁说：“我知道你很想死，可是明天你会死得很痛很痛，很慢很慢。”
　　地下室沉浸在歇斯底里的狂热气氛当中。那个女学生双手捂脸躲在木笼的角落里放声痛哭，四、五个粗壮的日本宪兵在屋子里乱糟糟地大声喊叫，挥舞着手臂，用铁锤逐个地砸碎陈惠芹剩下的手指和足趾。血滴、肉末和骨片四处飞溅，姑娘痛得缩成一团，沙哑沉闷地嗥叫着在宪兵们的脚下满地打滚；宪兵们则抬起军靴毫无顾忌地往她的身上、脸上乱踢乱踏。
　　由于不想使她的内脏受到重伤，这两个月来一直避免这样完全的放纵，现在反正无关紧要了。几只脚踩着她的肩膀和大腿，把她仰着脸压在地下，她的脸上沾满了泥和血，已经无从分辨五官，体侧有一根断裂的肋骨歪斜着穿出在体外。
　　为了让她清醒，不停地往她头上浇水，甚至把山田找来，强迫他给女人作人工呼吸。
　　我用手提起软绵绵的乳房：“这个你再也用不着了，割掉！”沿着边缘用刀来回锯着，一边割一边往外撕开。里面已经没有剩下什么肉了，拖出了一连串的脉管和腺体组织，以后鲜血迅速地漫起来淹没了它们。
　　“挂到上面去！”
　　结果这成了一件很费劲的事，因为陈惠芹已经像死人那样完全瘫软了，现在没法对她说：“爬起来，站到栏杆那边去！”
　　往木栏杆下面放了几个空弹药箱，有人在上面拉，有人在下面往上举，把女人靠着木柱立起来摆正位置。拉起她的一条手臂平举起来按在旁边的第二根柱子上，另一个人用粗大的铁钉钉穿她的手腕直到深入后面的柱子，铁钉应该穿过尺骨和挠骨的缝隙中间，这样才能负担住人体的重量。
　　再拉起她另一条手臂，钉在身体另一侧的柱子上：“好，可以放开了。”
　　陈惠芹被凌空悬挂到了两根木栏杆上，血肉淋漓的脚尖距离地面大约有半公尺高。她的脚镣已经在昨天晚上被取下，在她肿大得像饭碗口那么粗的脚腕上深深地印着一圈皮破肉烂的凹槽，已经严重地化脓了。于是把她的脚侧过来横着按住，钉子穿过她的跟腱上方，把脚同样地钉紧在木梁上。
　　我们站下来看了一会儿，那姑娘也从上面俯视着我。她嘴里剩下的几颗牙齿磨得“格吱”地响，在她愤怒的眼睛中映照出来的恐怕是我满脸的冷笑吧！由于刚刚经过的激烈的挣扎，由于四肢被刺穿了悬在高处的惊惧，也许还有面临最后时刻而激励起的决心，她现在在亢奋的精神状态下尚未感觉到十分的痛楚，不过她很快就会感觉到的。
她的每一次呼吸都要重复一遍扩张而后收缩胸腔的动作，但是在现在的情形下，她全身的重量仅仅依靠手腕中的创口来承担。扩张胸腔对于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稳稳地站在地面上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完全自动地进行的事，对于她来说却需要抽紧胸肌连同臂肌，把自己悬在空中的整个身体向上提起一点才能吸进一口空气。
　　在这个过程中，她手脚的创口会非常的痛，但是她必须继续呼吸下去，结果上半身的肌肉由于持续的剧痛而开始紧张、痉挛直到僵直，这使得她渐渐地无力牵动自己吸进足够多的空气，她会出于本能而急促地喘息，给自己的创伤造成更强烈的刺激，使得肌肉更加地乏力和麻痹。
　　被钉上十字架的人最终就是这样窒息而死的。由于她是渐渐地失去氧气，所以死亡的解脱到来的非常慢，取决于她的肌肉最终完全失去伸缩能力的时间。不少人被钉上架子后还可以活上一天甚至更久，据说有些地方会在稍晚一些的时候给犯人喝点酒麻醉他的神经，让他减轻一点痛苦，显然在这里我们不会这么做。对于陈惠芹来说，幸运的是她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肺也已经受了伤，她可能会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后得到解脱。
　　在那时之前，这个不幸的姑娘还要在完全的窒息或是更剧烈的疼痛这样仅有的两个选择之间苦苦地挣扎很久，残缺的胸脯和折断的骨头更会加剧她的痛苦。最后她可能会哭泣、会哀求、会抽搐着发出可怕的喘息声，会用大得吓人的力量绝望地拉扯自己的肢体试着把它们解脱出来，可是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凶狠地盯着人了。
　　“那个女人，处理掉！”
　　几个人钻进木栏中去把那个学生拖到外面，就在陈惠芹的脚下勒死了她，尸体暂时扔在原处。她和陈惠芹在一起待的时间太长了，没人知道她们俩说过些什么，不能让她再出去。
　　我让野山留下：“继续审问，如果完全坦白了可以把她放下来。”这是为了在以后写报告时可以说她是“在讯问中意外死亡”，不可能书面地承认我们是因为无可奈何而蓄意地杀害了她。
　　我走出地下室再也没有回来。下午他们来报告说她死了，那么她坚持得比我预计的要更长一些。来人没有报告说她死前是否有过希望进一步坦白的表示，反正没有任何记录。
　　也许野山他们因为觉得太过无聊，早就逃出了那个地方，到下午只是为了确认结果才去看了看，姑娘其实早就死了。我甚至开始怀疑野山为了使她能够早一些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可能干脆爬上去用手掐死了她。
　　干这一行最终会使人变成完全的妄想狂，认真想一想就会明白陈惠芹案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她不肯把电台交给我们就很荒唐，谁都知道这是最无足轻重的事，你可以挖一个大坑往里面埋上十部发报机，它们都比不上一个有价值的情报员。我们疯狂地要把它找出来，只不过是为了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炫耀罢了，但是它对陈惠芹来说就不是一个炫耀性的东西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我有时会想整件事反过来是否能讲得通，如果陈惠芹去书店并不是去接受指示，而是相反，是去会见她控制的情报员。我现在觉得她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传递文件的联络员而已，有可能她自己就有直接的情报来源，她拼死保护的也许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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